纪念严译《天演论》百年

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发表于1893年。仅四年之后，1897年，严复就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连载他所译的《天演论》，到1898年全书正式出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出版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一百年来，《天演论》不仅在思想上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也一直对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学研究者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有其生命力。今天，我们在纪念严译《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的时候应该向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学习什么呢？

严复的爱国心。严复生于鸦片战争之后，正是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专制统治之苦的时候。他24岁（1876年）赴英国留学，接受西方政治文化思想。1879年回国，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严复深感民族危机深重。激于爱国热情，他开始译书、作政论、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使他成为维新派人物中最著名的翻译家。因此，作为翻译家的严复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心、忧国忧民、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下工夫去翻译西方的新理论和新学说。《天演论》是他译的第一部，接着又译了《群己权界说》、《穆勒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西方重要的哲学、政治学著作，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从严复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翻译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对他来说，翻译是救国。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只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科学发达，而严复则认定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的学术思想。他在《原强》一文中说中国要强大，就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严复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在他的《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的时候，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鸦片战争带来的国耻，世纪之交，中国正面临着发展的历史机遇，仍需要学习外国，同时还要向世界介绍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

严复的本土化精神。有人认为翻译是“舌人”，没有自己的思想。笔者不敢苟同。作为翻译家，严复决不是仅仅做介绍思想工作而自己没有思想的人。他译《天演论》，在于宣传“物竞天择”的进化思想；译《名学》，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严复并没有写过哲学专著，他的思想都散在其杂文和翻译的序言、按语里。他在《群学肄言》和《译余赘语》中说：“窃谓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他认为“天择”还要“人择”，不要以人满为足恃。中国人应该努力改进，而不应听其自然。贺麟先生认为：“严氏类似此种论调甚多，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无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我们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一般性的介绍、照搬是浅层次的，我们必需理清别人的思路，把握其实质，探寻其源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严复译书的目的很明确，西学中用。他在译文的按语里经常进行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分析批判西方的思想，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严复不忘发挥国故的本土化精神，仍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

严复的独创精神。严复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著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虽然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已经出现，但将这三个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而提出，则始自严复。他的三字理论是很经典的。一百年过去了，尽管人们对这三个字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是我们的译学理论研究还是离不开这三个字。

在翻译的方法上，严复也重视独创精神。他在《名学浅说》序里说：“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举例，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他的这种方法是忠实于原书的“义旨”，而不拘泥于形式上于原文相合，大胆地将不适合中国实际的例子更换为中国读者容易理解的例子。不仅如此，严复还为我们开了摘译的先河。赫胥黎的《天演论》全书十二册，他只译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穆勒名学》所译不及原书一半，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的选择是慎重的，而且分轻重缓急。